“催化剂”使命就已经完成。至于感化朱棣，我想你是误解了本书的发展方向，或太相信道德的力量，皇帝不是靠感化才退位的，而是在看到不放弃一些权力，将失去自己的所有，才会选择“开明”。社会基础变了，统治者必需适应这个基础，否则就只能被推翻。斯图亚特王朝可以复辟，但制度却是资产阶级革命后的制度，皇室永远失去了以前的种种特权。而民众的权力却渐渐增大。

酒徒以为，民主的建立，不是在人性“善”和“恶”的基础上，这点不敢苟同老兄的意见。酒徒一向不赞成以“善”和“恶”的标准来看问题，因为是学工科的，所以更赞成用“可行性”和“可靠性”来分析问题。西方式民主的优越之处，不在它道义上的高尚，而是它是目前最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管理的方式，他未必是最先进的，但是是目前最可靠的，也是风险性最小的。

同理，中国为什么几千年以来，儒家思想要一直占主导地位，因为儒家思想是最适合农业社会的管理思想。酒徒对儒家，并非天生厌恶，而是在工业社会后，儒家思想必需退出历史，或者，挂着原来的马甲，改变自己的本质而适应社会。如同酒徒在书中写的那样，来一场“复古运动”。其实，西方的现代启蒙，文艺复兴，与其说复兴，不如说是一种新思想借了古希腊的外壳，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和改革之前的基督教，已经完全是两个方向。儒家思想和民主思想之间，不像老兄想的那样，存在东西方壁垒。而是存在时间形成上的差异。所以，儒家思想要么被彻底抛弃，要么砍掉几千年的枝干，从根本上让它长出新芽来，现阶段，很难看到第三条选择。

只有在资本诞生之后，民主才会诞生。所谓平等也好，社会契约也好，如果简单的看，都是商业法则。只有频繁交易时，平等才会被频繁提出，因为没有一个人人遵守的公平交易规程，买卖就无法继续。交易多了，权力和义务也成了个人和社会之间的交易，履行了义务就可以要求权力，否则，履行义务的积极性也就消失了。一个人人平等的国家的建立，首先必需是百姓有了平等的要求。无论什么时代，如果百姓没有这个要求，或者总是自觉地去维护不平等制度，以期待有一天自己可以爬到上方当“精英”，平等就永远不会实现。

所以，酒徒一厢情愿地选择了在朝廷不管的蛮荒之地，让商品经济慢慢从石逢中探出头来。当社会组成部分从农民变成了工商阶层，你能想像一个皇帝有这个力量让他们退回去吗？你能想像他们能容忍政府随意把他们的财富化为乌有吗？并且，当枪支变成新兴的有产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