政治家们担心革命的思想会成为一种传染病，担心那种“人类头脑中从来未有过的最骇人听闻的、最可怕的东西，使欧洲道德沦丧、内战不休、经济崩溃”，所以，他们千方百计的阻止这一切，数以千百计的活动家被各国政府以“煽动叛乱”等罪名捕入监狱。

但是，没有任何人比唐浩然更清楚什么是革命，更清楚的知道，什么是思想，思想是杀不死的！

只要革命的温床存在，只要革命的土壤存在，那么有一天革命仍然将不可避免的爆发。而这正是唐浩然此时所惧怕的，因为他清楚的知道，革命的贮藏着的力量，尤其是对于中国而言。

尤其是在乡村，当那么一群对政府心存不满的农村子弟作为乡村教师服务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成为天然的“革命导师”，而他们的思想势必会影响到他们的学生——更多的人会接受那革命理念，而革命的理念极有可能在乡村扎根，因为乡村一直以来都是帝国的软肋！

“要不然，停止征收田赋？”

几乎是一种本能，唐浩然想到了后世免征农业税的“先进经验”，但是这个念头不过只是微微一动，他的脑海中立即浮现出了另一种数字来。

“亿！”

这个数字是什么？

正是去年的田赋所得，也是亿亩耕地所纳的田赋，这甚至不包括政府通过放领公地得到的地租。可以说，现在的农民所承担的税收，绝不逊于晚清，或许，农民因为良种的普及、苛捐杂税的免除等原因，收入在增加，可实际上，农民的困苦仍然是不可避免的。

但尽管如此，尽管从唐浩然到大臣们都知道农民承担着沉重的，远谈不上轻松的田赋，但是他们更清楚——国家需要田赋。对于中国这个传统的农业国而言，若是加以地租的而言，政府财政收入的50%以上都来自土地收益，甚至可能超过60%，对于每年30亿以上的财政支出来说，一下免除二分之一的财政收入，纵是唐浩然有意，政府也不会同意。

更何况，唐浩然比任何人都清楚，这笔钱对政府而言的重要性。

“陛下，免税，是绝不可能的！”

作为帝国财政大臣的唐荣俊断然开口说道，作为前帝国银行行长，对于税收他有着自己的看法。

“我们必须要看到的一点是，国家财政收入的近三分之一来自于田赋，如果没有这笔钱，每年亿元的军费支出，将无计可施，就连亿元的教育经费，也将无法得到保证，除非陛下决心停止工业建设，毕竟，现在工业建设投入的资金相当于政府支出的半数，取消建设支出的话，可以勉强维持